《元文类》全书七十卷，本名《国朝文类》，元代苏天爵编纂，明代以後改称《元文类》，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根据书前所载王理、陈旅序及政府刻书公文，《元文类》一书大约在仁宗延祐年间开始编纂，完成于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以前，到了至元二年（1336年）以後由西湖书院初次印行。在此次印行之後，经有关人员检查，发现西湖书院在刻板时出现了严重失误，第四十一卷中少刻了下半卷，脱去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多字，于是又命儒士葉森负责重新校勘，在至正二年由西湖书院推出新版。此书出版经过大致如此。
从诸家书志目录来看，《元文类》在元代应当有两个不同的版本。首先是上文提到过的至正二年西湖书院本。该本半葉十行十九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民国时期张元济将其收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是目前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元代翠岩精舍刻本，半葉十三行二十四字，细黑口，四周双边，刻版时间不详。清代学者钱泰吉认为，翠岩精舍本第四十一卷只有上半卷，与至元二年西湖书院初刻本的情况相同，所以刊刻时间应在至元二年到至正二年之间。翠岩精舍本流传不广，国内仅有吉林省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藏有此书，而此次“中华再造善本”仍然选择影印西湖书院本，并未将翠岩精舍本列入其中。故此有关翠岩精舍本《元文类》的基本状况，一直在我心中充满了神秘感。
此次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短期访学，发现大木文库藏有一部明修德堂刊本《元文类》，其中目录三卷及正文前两卷内有朱墨两色批校，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部修德堂本《元文类》应为明末刊本，共四函二十八册，半葉九行二十字，有葉启发、葉启勋兄弟藏印。这一版本本身并没什么稀罕之处，但其首页王理序的页眉处，有朱笔识语：“此序泰吉所藏翠岩刻无，四库本有之。”序末又有墨笔书写“道光壬辰八月初七日武林艮山门寓舍从庄芝阶仲方孝廉假元至正元年西湖书院本校 泰吉”和“丙申三月朔假硤石蒋雅三所藏西湖重本重校”。由此看来，这部明修德堂刊本《元文类》上的批校，当出自清代学者钱泰吉之手。
清代学者之中，钱泰吉堪称对《元文类》一书研究最深者。在钱氏《甘泉乡人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跋元翠岩精舍所刊苏氏〈文类〉》、《跋元西湖书院所刊苏氏〈文类〉》、《跋校本〈元文类〉（四则）》和《跋明晋藩刻〈元文类〉》共计七篇文章。钱氏在道光十年先用修德堂本《元文类》与家藏翠岩精舍本对校，将校语录于修德堂本之上，此後在道光十二年又从庄仲方处借得西湖书院本二次对校，道光十六年从蒋光煦处借得带有成化三年重刊页的西湖书院元刻明修本三次对校。这三次校勘的内容在大木文库藏批校本《元文类》上都有反映。可大致归纳为，钱氏在校翠岩精舍本时用朱笔书写校语，而後来两次校西湖书院本时则改用墨笔，以示区别。比如卷一所收李好文《感志赋》中“谓青雲其可力而致兮，谓时命之可戈”，“戈”字被朱笔圈出，旁边又用朱笔写一“弋”字，页眉上朱笔写“戈，翠岩刻同，误。应作弋获之弋乃协”，旁边又有墨笔写“西湖书院本亦误戈”。又如卷二《郊祀乐章》中所收《皇帝饮福酒》“备物情质”，“情”字旁朱笔写一“循”字，页眉上用朱笔写“翠岩刻情作循”，旁边又用墨笔写“西湖本成化重刊亦作循”。这样我们就对钱泰吉校勘的前後经历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经钱氏校勘之後，读者虽然不能亲眼目睹翠岩精舍本《元文类》的原貌，但对其目录结构和文字異同也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可以与《四部丛刊》影西湖书院本进行比较。可惜的是，大木文库藏本仅有目录与正文前两卷有钱氏校语，後面六十八卷则空空如也。钱氏本人手录全部七十卷校语的修德堂本《元文类》，目前藏于国图，那么大木文库藏本与国图藏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木文库藏本究竟是钱氏本人曾使用过的工作本，还是其他藏家不完整的过录本呢？
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我拜托国内友人在国图查阅了钱泰吉手校本《元文类》的缩微胶片。他认为国图藏本与大木文库藏本批校字迹基本一致，而校语稍有出入，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国图藏本中有一些校西湖书院本的校语为大木文库藏本所无。这样看来，大木文库藏本上的批校似乎不太可能是从国图藏本过录而来的。但要说在道光十年，钱泰吉校勘《元文类》伊始时曾使用过大木文库藏本，仅仅校了目录和前两卷以后就因故更换了工作本的话，也有一些疑点难以解释。钱泰吉在道光十二年和十六年两次校西湖书院本，只需要将校语写在後来更换的工作本上就可以了，为什么在起初本子上又写了一次呢？而且两次所写的文字还稍有差異，实在令人费解。我回到北京後会再去国图进行核对，敬请读者等待後面的更新。
既然国图藏有一部完整的钱泰吉批校本修德堂刊《元文类》，那么大木文库藏本的价值究竟何在呢？我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钱泰吉批校本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今天已知藏有钱氏批本《元文类》的仅有国图、上图两家，其中上图所藏为唐仁寿过录本。不仅如此，见过这两部批本的人也不多。潘景郑在《著砚楼读书记•明嘉靖晋藩本元文类》里就曾经说“钱警石先生藏有元明四本，尝汇校異同，而别取各家文集善本校定，盖于斯书功力颇深，惜所校之本未见流传，只赖文集中跋语存一二梗概，为可惜也。”如今大木文库藏本虽然校语不全，但仍有一定参考意义。第二，钱泰吉当初对自己的校勘工作很重视，希望广为流传，不断倩人过录。道光二十八年，曾有朱述之命蒋孝廉过录本，但据钱氏自称，这一过录本已毁于太平天国乱中。咸丰二年冬天，又有武陵胡荫庭将钱氏校本借走过录，但并未过录完整。咸丰三年，才有唐仁寿将钱校全部过录。大木文库藏本是否会是咸丰二年的胡荫庭过录本，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第三，大木文库藏本与国图藏本之间有一些校语不同，比如卷一姚燧《乌木杖赋》“配几履于席上”，两本行间均有墨笔校记“屨，西湖本、翠岩本亦作屨，前校失改”，大木文库藏本下有朱笔校语“本集作屨”，为国图藏本所无。这种现象也许能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钱泰吉校《元文类》的工作细节，今後如有人研究《元文类》这部书，或是钱泰吉的校书活动，这些校语中的異文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
2009年11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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