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釋文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一部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釋文》。這一《釋文》曾經傅增湘先生收藏,《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二有著錄。據東方文化學院賬簿,此部由文求堂購進,書價1440圓,1930年6月23日登記入藏。傅增湘先生自稱,「宋刊存者七十四葉,餘四十九葉精寫補入。」根據阿部吉雄先生的研究,這部《禮記釋文》的第一至三十七葉、第六十一葉左半至六十八葉、第一百一十七葉左半、第一百一十九至一百二十三葉均為補抄,而阿部隆一先生《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著錄稱「首五葉」云云,據其說第六葉至三十七葉並非補抄。兩家著錄不符,而且此本補抄精美,通過網葉上公佈的電子書影不易確定是否補抄。於是重新檢查原書,確認第一冊即第一至三十七葉全部出自補抄,阿部吉雄先生的著錄準確,阿部隆一先生的著錄有誤。首五葉與第六葉以下之間也看不出有風格上的區別,相信阿部隆一先生著錄的訛誤純屬技術性的,並非有不同見解。

目前所知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釋文》傳本僅存二部,除此本外,即鐡琴銅劍樓舊藏本。鐡琴銅劍樓舊藏本後歸北京圖書館,今有《再造善本》影印本。(本所圖書室索書號「經-禮類-禮記:40」)兩相對照,知鐡琴銅劍樓舊藏本是原版早印,與此本較多補版葉不同,正如前人所言。

然則此本補抄所據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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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是《再造善本》影印北圖藏宋本《禮記釋文》,右邊是東文研藏本的補抄葉。以第三十七頁為例,兩書有三處明顯不同。首先是北圖藏本的版心下方有刻工名,而東文研藏本無。其次版心上方記錄了本版字數,分成大字九十三、小字一百八十兩部份計數;而東文研藏本只記總數三百〇八字,並未作任何區分。最後是兩本對這一卷的字數統計不同。雖然經文字數相同,北圖藏本注文為「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六字」,東文研藏本為「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字」。可見東文研藏本的補抄葉並非據宋本原版影抄。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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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左邊為宋版,右邊是補抄葉。除了版心有無刻工及字數統計以外,可以注意到右上角的“卒七忽反”,補抄葉寫作“卒才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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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例。左邊原版葉上“卝人華猛反”,在補抄葉上寫作“卝人辜猛反”。

那麼東文研藏本《禮記釋文》中的補抄葉究竟是從哪一個版本上抄來的呢?實際上,這些補抄葉與清代張敦仁在嘉慶十一年重刻撫州本《禮記鄭注》後附《禮記釋文》完全一致。而且更有趣的是,由於嘉慶十一年刻版《禮記釋文》至嘉慶二十五年用宋版亦即鐵琴銅劍樓舊藏本修訂,因此張敦仁刻本《禮記釋文》,嘉慶二十五年修訂以前印本與東文研藏本的補抄部分相合,嘉慶二十五年修訂以後印本與《再造善本》相合。下面按照上文舉例的順序,將張敦仁刻《禮記釋文》的相關葉面放在這裡,請大家對照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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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是嘉慶二十五年修版後的葉面,右邊是嘉慶十一年初刻本未經修版的葉面。

根據顧千里在北圖藏《禮記釋文》上的跋語可知,張敦仁最初並無宋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釋文》,所以只能根據一種「通志堂所翻單本」刊刻《釋文》的部分。後來又輾轉得到了宋本《釋文》,便在嘉慶二十五年對嘉慶十一年刻本《釋文》進行了修版重印。這裡有一個疑問,即顧千里跋語中提到的「通志堂所翻單本」未聞有傳本,諸家目錄均不著錄,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通志堂所翻單本」是子虛烏有?假設真有「通志堂所翻單本」,不知東文研藏本的補抄是據「通志堂所翻單本」,還是據張敦仁刻本?「通志堂所翻單本」所據底本如何?種種問題,暫時無從解決。期待今後有更多學者關注這一問題,查明「通志堂所翻單本」的來龍去脈。

參考:
阿部吉雄《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經部禮類善本解題稿》載《東方學報(東京)》第六冊(1936年2月),漢語譯文將刊登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通訊》上。

2009年12月(D)